年第期（总第期）

影棚红楼入梦来

——在北影的日子里

吴宝三

上个世纪的五、六十年代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名字是何等耀眼，一大批从革命圣地延安走来的编剧、导演、演员，倾倒多少影迷和电影爱好者。

无边树木萧萧下，影棚红楼入梦来。七十年代初，我和刘水长毕业实习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，学习电影剧本创作。作为当时北大中文系的大学生，不客气地说，我俩算是尖子学生了,刘水长入学前在佳木斯广播电台当了好几年记者，我“文革”前发表过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，学的是文学专业，分到北影实习也算顺理成章。近一年的实习生活，刘水长学有所成，将辽宁作家李云德的《沸腾的群山》改编成电影，搬上银幕，又同著名剧作家丛深合作，创作了电影《间隙与奸细》。我虽然不能与之相比，剧本未能搬上银幕，但却留下那段挥之不去弥足珍贵的记忆。

他乡遇故知

北大来了两个实习大学生，经军宣队特批，住宿被破例安排在北影厂招待所。

招待所是六十年代盖的一幢四层楼房，凡北影请来写剧本的作家，一人一个单间。我和流水长是住单间还是合住一个房间，编导室和总务处意见不一。编导室坚持我俩是“新生事物”，招待所长也是东北人，在一旁“溜缝”相助，最后才得以享受准作家待遇，一人一间房，只是间壁墙中间有道门。

所长到房间来找我们。看上去他有四十多岁，瘦高个，黑皮肤，快言快语，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，却听不出一点京腔。他自嘲道，这也叫死不悔改！当介绍在这里住宿的客人时，所长如数家珍：“你们住的这层楼，有山西作家马烽、孙谦，山药蛋派，电影《我们村里的年轻人》、《吕梁英雄传》都是他们整的，他俩又新弄了一个《县委书记》本子，议了多少回也没通过；河南作家李准，《李双双》造得挺响，在这儿写《大河奔流》呢；《羊城暗哨》的编剧周啸，从广州来的，正修改一个军队题材的本子；你们隔壁是内蒙古作家张长弓、杨啸。三楼是《杜鹃山》剧组，中国京剧院的杨春霞演主角，每天都披个军大衣去吃饭……”

听说张长弓住在隔壁，我眼前突然一亮，在所长点名的诸位作家当中，只有张长弓是作家兼诗人。六十年代，他的那首《手拍胸膛想一想》颇有影响，许多人至今还能背诵下来。黑龙江、内蒙古是近邻，特别是我写诗的启蒙老师、著名诗人满锐和张长弓甚好，曾不只一次提及此人，亦算他乡遇故知了。晚饭后，我约刘水长一起登门拜访。

张长弓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热情豪放，师长风范。未曾料到的是，头一回见面，三人一唠唠到半夜。我要起身告辞，长弓拦住我：“别走，喝酒！”说罢从书桌柜里拿出半瓶二锅头白酒，分倒在三个茶杯里，他先尝了一口。此时没有地方去买下酒菜，我们只有干拉。长弓说：“有酒没菜，不算慢待。今晚儿咱们一边喝酒一边讲故事，以酒为题，一人讲一个。宝三，你先来！”

几口白酒下肚，我有几分兴奋，便讲起了小时候听说的一个老掉牙的故事。从前，有父子俩在一块喝酒，家世穷得丁当山响，有几个鸡蛋又舍不得吃，拿什么下酒？老子想出一个主意，把一个鸡蛋用麻绳吊在桌子上方的棚顶，看一眼鸡蛋，喝一口烧酒。喝了一会儿，老子突然打了儿子一个耳光，嘴里骂道，和你说好的，看一眼喝一口，你他妈怎么看好几眼才喝一口！轮到刘水长了,他讲的也是爷俩在一块喝酒，这家更穷，穷得连鸡蛋也没有。老子找来一根铁钉子，对儿子说，这一盅酒咱俩用钉子头蘸着喝，啥时喝好喝时拉倒。从晌午喝到天黑，连半盅酒也没蘸下去。老子说，喝好了吧？明天再接着喝！把剩下的半盅酒又倒回瓶子里，心满意足地睡觉去了。长弓最后一个讲。别看他有点微醉，头脑却异常清醒。“你们都讲父子俩喝酒，看来人物不能换了。”说罢将杯中酒一口喝尽，便讲了起来。也是爷俩在一块喝酒，过了这么些年，生活好起来了,不喝散装喝瓶酒了。有一天，老子拿出一瓶白酒，不小心掉在地上，酒淌了一地，老子赶忙趴在地上喝了起来。儿子在一旁观望，无动于衷。老子急了，骂儿子：“你不趴在地上喝酒还看什么？难道等你妈上菜不成！”

讲罢故事，长弓兴致来了，从抽屉里拿出毛笔，他要挥毫泼墨。没有墨汁，他打开一瓶蓝钢笔水当墨，没有宣纸，他铺开写稿用的八开稿纸。早就听说他的书法颇具功力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只见他刷刷点点，龙飞凤舞，给我写了一首毛主席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写了满满两页稿纸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作家写的书法，一直珍藏到现在。每当我拿出来向友人展示，就连当代有点名气的书法家都啧啧赞叹。诗人贺敬之的书房，一直悬挂着此公的书法条幅。此后，长弓给我的书信，都是用毛笔写的，说了那么多暖心的话，令我泪目。

大食堂名人荟萃

谁都离不开吃饭，名人亦不例外。

每天早、晚两顿饭，大食堂冷冷清清，没有几个人问津，大都在睡觉。到了开午饭时，大食堂人声鼎沸，异常热闹。北影厂的职工、家属、孩子，还有摄影棚里拍戏的摄制组人员，全都集中在这里用餐。餐厅只有几张破旧饭桌，没有坐的凳子，拿着饭碗的，夹着饭盒的，买了饭菜围着饭桌边吃边聊，有的打回家里去吃。

我一般不到十一点就来到食堂，早早排上队，倒不是想早点吃饭，而是想看看今天又“解放”出来几个名人。

有一天开了眼界。见到导演《革命家庭》的张水华，导演《红旗谱》的凌子风，导演《青春之歌》的崔嵬，导演《暴风骤雨》的谢铁骊，还有正在导演《侦察兵》的李文化。我正同水华说话，迎面来了一位五短身材的小老头，嘴里叼着一个旱烟袋，这是《马兰花》的编剧梁彦。他径直朝我走来，对我说：“咱们东北老家苞米碴子大云豆粥，大豆腐真好！多少年也没吃了。”梁彦是呼兰人，一见到我就谈起家乡来，人老思乡啊！田方、于蓝、于洋、谢芳、葛存壮、于绍康也都来吃午饭，还有一位饰《小二黑结婚》中小琴的演员，好像叫俞平。有两位刚刚卸装的演员，手里捏着馒头，端着菜盆，边走边吃，仔细辨认，是《停战以后》中饰演班县长的赵子岳和饰演将军的张平；还有两位老汉蹲在窗下靠墙根儿吃饭，农民模样的打扮，是大名鼎鼎的作家，一位是马烽，一位是孙谦。

我享受准作家待遇，吃饭不用自备餐具，由食堂供给，可直接到卖饭口买饭。有五个长队，我排在前进速度较快的队伍后面，一步一步往前挪。

待我来到饭口，往里一瞧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卖饭的服务员似曾相识，想起来了，此人不是五十年代主演《上海姑娘》的高时瑛吗？高大姐十分友善，看看后面已无人排队，同我进行了简短交谈。她说，编导室这帮人从干校回来了，到食堂工作算是好活。其时，新毕业的大学生本不受欢迎，受此礼遇，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。由此开始，我们有了关于电影的话题，几年后，在她的动议下，同导演《一盘未下完的棋》的段吉顺、《明姑娘》的编剧航鹰，千里迢迢到我工作的辽西来看我，我也去北影看望她，成为忘年交的好朋友。

在这个大食堂进餐，不仅同有名的艺术家熟悉起来，也认识了一些初出茅庐的演员，如《海霞》剧组的吴海燕、洪学敏，《小花》剧组的唐国强、刘晓庆，还有一些新演员，未及崭露头角，便销声匿迹了。

在北影写剧本的作家有七八位，有的剧本一改就是几年，到头来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。李准对我说过，电影好比触电，一触上电，后患无穷。对这位高产作家，我敢断言，如不触电，专心致志创作小说，产量不知要比电影翻几番。演员亦如此。众多女演员如花似玉，走马灯般进来出去，成功者寥寥。

大食堂的饭菜虽然可口，可电影这碗饭却不是好吃的。几个月过去，我对电影创作，多少有点失去信心。

《卖菜姑娘》流产始末

编导室的两位剧作家曹硕龙、高振河，六十年代毕业于吉大中文系和北大中文系，我跟着他们二位创作电影文学剧本《卖菜姑娘》。这部国产故事片的导演谢铁骊以导《早春二月》而蜚声影坛。

《卖菜姑娘》是以辽宁省著名劳模李素文为素材，写生活中的普通人。在和导演商量这个本子时，谢导也强调了人物不拔高，写好活生生的普通人，拍一部类似《摘苹果的时候》那样明快的片子。当时刚放映过朝鲜影片《卖花姑娘》，也未商量，我们顺口把剧本名字暂定为《卖莱姑娘》。

七月流火，我们一行三人冒着酷暑，深入生活，来到京郊的蔬菜种植基地蒲黄榆采访种菜人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来回换乘几次公共汽车，挤得汗流浃背。

一个月后，我们到了沈阳，采访曾当过售货员的李素文。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李素文，当官不像官，衣着朴素，平易近人，但从几次接触中发现，她走上领导岗位后的精神负担很重，讲话办事小心谨慎。我们同她在招待所进行过两次长谈，结束采访，她没陪我们吃过一顿饭，而是约我们到她家做客。

在李素文的家里，她为我们沏茶倒水，削苹果，唠家常，无拘无束，我们这才找到了她当年的影子。她同我们分手的时候，一边用手梳理微风吹拂的短发，一边摸着头似在想心事，而后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们写好剧本不用给我看，一切由组织上定。”

返回北京，我们到西单菜市场体验生活——站柜台卖菜。老曹是广东人，小巧玲珑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老高是北京人，人高马大，两人穿上蓝色工作大褂，一个似长袍，一个勉强系上衣扣，看着有几分滑稽可笑。半个月的柜台生活，我觉得没啥，小时候我卖过菜，不过如此，如果还有点收获的话，就是认识了几种南方蔬菜：茭白、竹笋、空心莱。

我们向谢导谈了剧本的提纲，谢导也谈了一些具体意见。初步确定，先把本子写出来，等拍完《杜鹃山》，就着手考虑上这个戏。

十个样板戏导了一多半的谢铁骊担任这部故事片的导演，我们何等充满信心。然而，复杂的斗争形势我们想像得过于简单了。在江青横加干涉下，几个新拍摄的故事片纷纷枪毙，就连《创业》亦遭厄运。编剧张天民愤然写信给邓小平，毛主席亲自过问。主席七月二十五日批语说：“此片无大错，建议通过发行。不要求全责备，罪名有十条之多，太过分了，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。”七月三十日，文化部召开几千人大会传达这条指示，还把张天民原信和前一段时间文化部对《创业》的十条意见作为附件一起念了。会场上顿时气氛热烈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，许多艺术家激动得流下眼泪。

与此同时，围绕着电影《海霞》的争论也告一段落。在京政治局委员在文化部领导的陪同下，集体审看了《海霞》原片及修改片，决定按修改片公开放映。这样，谢铁骊身上的压力也总算解除了。斗争接连不断，闹得沸沸扬扬，搁置半年之久的《卖菜姑娘》时过境迁，成为明日黄花。

红楼故事多

北影厂大门的花坛前面矗立着一座三层红色楼房，机关各部门在这里办公，编导室也在其中，人们都称之为红楼。

早就听说编导室有十大编剧，十大导演，我每天都逐一对号。十大编剧之一的梁彦看外稿，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剧本似潮水般涌来。梁彦是个招人喜欢的小老头，嘴里整天价叼着旱烟袋，眯缝着眼睛，讲话不紧不慢，有板有眼。他对我说，每天电影剧本来十多个，作者形形色色。记得梁老向我讲过一个作者的真实故事。

有个北方作者，一气呵成写就《曙光》、《黎明》、《朝霞》三部曲，二十余万字，并附有一信，不是写给编辑的，而是写给江青的。信中的开头这样写道：“敬爱的江青同志，您好！我犹豫再三，决定将我的这三部力作寄给您。我为什么犹豫不决呢？因为我担心编辑有眼不识泰山，把这样伟大的作品当做一般作品看待，那将是中国电影的悲哀，损失将无法弥补。”接着作者诉说了对电影界的忧虑，展望了三部曲搬上银幕后产生的巨大影响，最后写道：“我知道，您和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很忙，短期内不能前来看我，我决定待我的片子公映后，我去中南海看望你们。代我向毛主席问候！”

我问，本子写的什么内容？梁老把旱烟袋锅里的烟灰往烟缸里一磕，说道：“大作看了一周，也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玩艺！”

导演《沙家店粮站》的于学伟是位象棋迷，每次下棋，让我两个马或两个炮，我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可别小看这个江浙小老头，他有“三个第一”的称号：在中国，他是第一个扮演列宁的演员，第一个和苏联合拍宽银幕电影《风从东方来》的导演，第一个被评为电影学院教授。我称他老干，他叫我小青年，我俩常常因为悔棋吵得面红耳赤，过后拉倒，相安无事。一日中午下棋，我俩又吵起来了，老干像小孩似的，我的车还没走稳，他一下子把车抢去攥在手里，我去夺，两人扭作一团。这时编导室党支部书记于蓝走过来通知开会，我俩才不得不休战。

开的是机关全体人员大会，内容是批斗屡教不改、乱搞男女关系的一个男职员。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被几个小青年扭送到会场，站在前边接受批斗。发言者踊跃，一个接一个，言辞尖锐，情绪激昂，势如暴风骤雨，我暗暗为被批斗者捏了一把汗。我经历过“四清”运动，这类事不宜公开，弄不好容易出人命。两个小时过去，被批斗者似有悔改之意，深刻检讨，无限上纲，把自己说成是转移斗争大方向，破坏大好革命形势的坏分子，死有余辜。

散会时，大家顺着楼梯下楼，只见此人脚步轻盈，一步下几个台阶，拍拍这个肩膀，拍拍那个肩膀，没事人似的，表情像看客一般，轻松加愉快。我一时无语，不能不赞叹这位年轻人的演技。

看电影

在北影的日子里，差不多每周可以看一次电影，有外国片，如《乱世佳人》、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、《网》、《冷酷的心》；国产片是“十七年文艺黑线统治下”生产的影片，如《早春二月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、《不夜城》等。还有所谓内参片，都是在小西天的中影发行公司看，偶尔和中央领导人不期而遇，也就沾光一起看。瓦尔特这部片子是北影厂译制的，我第一次观看这么震撼的译制片，其配音演员阵容强大，一个个如雷贯耳，我大多熟悉，因为就在我身边。

一次在北影“二放”看墨西哥一部叫《玛丽亚》影片。放映前，驻厂军宣队负责人发表一通讲话，给看电影的人打打预防针。这位不到三十岁的连长庄严宣布：“这个电影是棵大毒草，和中国的《红楼梦》差不多，大家要批判地看，不要中毒！”我注意到，一些人的嘴角微微一动，流露出不易察觉的轻蔑。

放映过程中，几个年轻女演员被剧情所感动，为主人公的命运轻声哭泣。这位连长发现后，立即命令停机，批了一通后才又重新放映。

待我看罢电影，听了周围人的议论，不由独自叹息。尽管军宣队让我住上北影招待所的单间，但把这部影片说成毒草，我无论如何不敢苟同。

还有一回在“一放”看《巴黎圣母院》，观看者除编导室全体人员外，还有外请的作家，基本是创作人员。不知何故，这次连长没有到场，自然事先也没有“警示”。放完电影后，大家边走边交谈，畅所欲言。

感慨最深的当是李准，他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老雨（指雨果）实在厉害，了不起！”我的同学刘水长说，隔墙有耳，你不怕让连长听着？李准一字一板道：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”我禁不住接了一句，”江晚正愁予，山深闻鹧鸪。”我曾想，这位作家为他当时在北影写的本子取名《大河奔流》，是否与看过场电影的心境有关呢？

也许，确和这场电影有关。不曾料到的是，李准与刘水长和我的对话，当时曾引起于蓝的注意。这之后，北影拍故事片《反击》，编导室提议，邀请我和刘水长参加创作剧本。刘水长从哈尔滨欣然前往，导致后来停职反省，“少想工作，多考虑问题”；我因妻子要生孩子，一时脱不开身，未能践约而幸免于难。我时有感叹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！

于蓝，我的第一个上级

于蓝走了，走完了她99年的人生历程。

我知道于蓝这个名字，始于上个世纪的年。那时，全国各电影院都悬挂着22位电影大明星的巨幅黑白照片，年轻时的于蓝闪烁着耀眼的星光。未曾料到的是，过了十年我竟成为她的部下，她成为我的直接领导。

年大学毕业前夕，北大中文系安排我和刘水长（80年代曾与著名剧作家丛深合著电影文学剧本《间隙与奸细》）到北影实习。我俩到北影报到那天，接待我们的是编导室党支部书记于蓝。

于蓝是从延安鲁艺走上电影之路的。进入北影，她在《翠岗红旗》中担任女主角，接着在《龙须沟》《林家铺子》《革命家庭》中出演重要角色。年，她与夏衍编剧、水华导演合作拍摄的《烈火中永生》，红遍全国，成为亿万观众心目中的“江姐”。

我和刘水长第一次见到于蓝老师，是在北影红楼编导室的一间办公室里。她谦和、质朴且平易近人，虽是大名鼎鼎的明星，却没有一点明星的派头，颇似邻家的一位大婶。于蓝老师轻声细语，欢迎我们来北影。因为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明星，我有几分紧张，不知说什么为好，于蓝老师像拉家常一样同我俩谈话，我不再拘束，心里有几分温暖。这时一个人走进办公室，高高的个子，瘦瘦的身材，两眼炯炯放光，我一下子认出来，这不是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的政治部王主任吗？我差一点喊出声来。于蓝老师笑了笑，向我们介绍道，这是编导室的田方同志。后来才得知，于蓝是他的夫人，延安时期的战友。

在北影实习的日子里，不论开会、学习或是在一起聊天，于蓝老师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创作必须沉到生活中去，关在书斋里编出来的故事，远不及生活中的精彩。她又说，演员也一样。过去拍战争片，群众送八路军上前线，不用怎样说戏，请来的群众演员立马进入角色，经历使然。我们厂演员谢芳同志，和我在五七干校养猪，她现在要演似这样的一个普通劳动者，一定会演得很好，因为她有几年的切身体验。

我离开北影两年后，田方老师因病不幸辞世。得知消息后，我连夜发了唁电，于蓝老师很感动，在给我回的一封长信中，一再深表感谢。在这封信中，她叮嘱我扎根生活，真情写作，说了那么多暖心的话，令我潸然泪下。80年代，我和刘水长合作，创作出版了讴歌十七世纪台湾人民开发宝岛、反对侵略、维护祖国统一的长篇小说《两岸清魂》，拟改为电影脚本。我们没有辜负于蓝老师的期望。这之后，我在小兴安岭林区给她寄点西洋参和松籽，请她保重身体，老有所为，焕发青春。我们时有书信往来，她给我那么多鞭策和鼓励，那封让人动容的长信我珍藏多年，如今陈列在吴宝三文学馆。

年召开全国文代会、作代会，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到于蓝老师。会间休息，见她同秦怡等几位老艺术家在一起说话，我走了过去，不便打扰站在一旁聆听。于蓝老师看见了我，赶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对我说：“这不是小吴吗，你还在黑龙江吧？”我双拳紧抱道：“大姐，还记得我这个老部下！”于蓝老师向身边鬓发斑白的老艺术家介绍道，这个小吴现在也成了老吴了，头发全白了，他比田壮壮大不了几岁，当年在我们厂写剧本还是小伙子呢！我拱手相谢，时间不但没有拉开我与老人家的距离，却变得越发近了。谁知，这竟然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相见。

于蓝老师，这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，当是我电影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，亦是我从学校大门步入社会的第一个上级。

　　吴宝三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。一级作家，原《北方文学》主编。北京大学政策与改革研究班兼职教授。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两岸情魂》，诗集《大海中的月亮》，散文集《未名湖岁月》《叶述华年》《远行带着故乡》《瓜园运去的背影》《在北大上学的日子》，报告文学集《马永顺传》《燕园风雨40年》(合著)等20余部。其中《马永顺传》获《人民文学》年报告文学优秀奖、黑龙江省首届文艺精品工程奖，《未名湖岁月》《叶述华年》《远行带着故乡》分获黑龙江省第二、四、五届文艺精品工程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