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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Tips:点击上方蓝色可以 《钦定西藏章程》颁布前的昌都政局 自公元１６世纪后半期，第三世达赖喇嘛锁南嘉措传教于蒙古族地区之后，宗教信仰的趋同，更加密切了蒙藏的关系。同时，新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（黄教）势力在蒙藏两地崛起，并逐渐取代萨迦派和噶举派而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派。因此，清朝实行了“兴黄教，即所以安众蒙古”的扶植黄教抚绥蒙藏人民的政策，但漠北蒙古喀尔喀部首领却图汗仍坚持崇信和维护噶玛噶举教派，并派人入藏试图与藏巴汗联合消灭格鲁派政教势力。此时，西藏本地藏传佛教各教派间也是纷争不停，盘踞后藏地区的藏巴汗，甚至以武力胁迫格鲁派，禁止在拉萨举行传招大法会。在这种危机中，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（又“顾实汗”，１５８２～１６５４），应西藏五世达赖的请求，从新疆南下青海消灭与格鲁巴（黄教）为敌的蒙古却图汗进而南入康区消灭白利土司，恢复了当地被毁坏的各教派寺院。于公元１６４１年固实汗率兵西进卫藏灭藏巴汗。从此，格鲁派政教势力不仅在西藏，而且在昌都地区的地位日益提高。固始汗登上汗位的宝座之后，又安排其子孙和军队进入西藏各地，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。他所派遣的蒙古军队进据察木多（今昌都）、芒康以及今天四川甘孜、康定、理塘地区，据有全康之地。固始汗以洛隆宗（今洛隆县）为界，以东为巴尔喀木，由青海诸台吉管辖；固始汗又于察木多等重镇派驻营官（碟巴），督率土司，征收赋税，以养青海之众。 顺治十一（１６５４）年，固始汗病死，其子达延汗等为了争夺汗位而内讧，和硕特部势力开始走向衰落，西藏格鲁派的势力趁机开始了与固始汗和硕特部的斗争。时清廷初建，中原尚未完全安定，故无力直接经营西藏。 康熙十六（１６７７年）年，吴三桂据滇叛清，一时间半壁江山动摇。为结外援计，吴三桂遣使暗通西藏达赖喇嘛，《清实录》称吴三桂“馈遗达赖、台吉等，交相连结”，未几，三桂孙世璠亦欲割中甸、维西二地以赂达赖，但未果。及至清廷平定“三藩之乱”，仍将中甸、维西归属于云南。 康熙五十六（１７１７）年，策妄阿喇布坦派遣准噶尔部袭击西藏，杀死拉藏汗，结束了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的历史。但准噶尔部在藏烧杀掳掠，荼毒生灵，使西藏社会动乱加剧，引起了广大僧俗群众的憎恶，同时牵动了邻边川、滇、青、天山南部等地的局势，直接关系到清王朝西南、西北半壁江山的安危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清政府调整了治藏方略，准备直接统治西藏，兼之当时已是康熙帝执政后期，国势又处于“康乾盛世”，于是，强化对西藏的施政，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。为了安定西藏地方，康熙五十七（１７１８）年，“以西安将军额伦特以军数千赴援，而遣侍卫色棱宣谕青海蒙古备兵”，七月，喀伦特军谕木鲁河（通天河）、喀喇河（黑河），“为贼所困，全军饿毙”，是为清朝第一次对藏用兵。
公元１７２０年，康熙帝以皇太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，驻节西宁，统帅调度六师进藏。南路，由四川总督年羹尧、征西将军兼护军统领噶尔弼、四川永宁协副将岳钟琪等指挥滇、川、楚、浙的满汉官兵，由打箭炉出发，经理塘、巴塘、江卡（芒康）等地，不久，“乍丫（察雅）、叉木道（昌都）、嚓哇三处胡土克图罗布藏那木扎尔等”，将“所属喇嘛、民人等户口，会造总册投递”，向清军表示了“归顺”；中路，康熙五十九（１７２０）年四月，平逆将军延信等人从西宁出发，向黑河进军，此外，靖逆将军富宁安驻兵于今新疆南部一带，牵制蒙古准噶尔部，断其援兵。六月，噶尔弼部进入察木多，洛隆宗碟巴带领藏族部众前来归顺，并协办军饷运输等，噶尔弼恐期久粮匮，乃从副将岳钟琪之议，命令西康沿途顺降的土司头人，各率其部众为先锋向西推进。 岳钟琪命令成都府同知马世衍、四川提标后营游击黄善林南下，收复了“察木多外之罗隆宗、嚓哇、坐尔刚（左贡）、桑噶吹宗（今察隅）、衮卓（贡觉）等部落”，并将各部情况予以上报。 八月底，清军进入拉萨，随即控制了局势。之后，康熙帝重现藏政，废除了在地方政务中总揽大权的第一职，另立四位噶伦铺政，并授予贝子、公、台吉等爵位。次年（１７２１），进藏部队全部返回内地。 康熙帝对西藏的两次用兵，解除了准噶尔部劫掠动扰西藏造成的不良影响，这是昌都以及整个西藏历史的一大转折，从此，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纳入了清朝的直接统治。 雍正元年（癸卯１７２３）五月，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为了恢复祖先“霸业”，企图独占青海、西藏，反抗清朝中央，是为“癸卯之乱”。为了防止罗卜藏丹津窜入西藏，清廷命川陕总督、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驻西宁，以四川化林副将周瑛（同年递升为松藩总兵、察木多总兵）带领川军二千余名，由打箭炉（今康定）进藏。十一月，又命令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南领兵二千名，前往昌都，以为声援。 在清军进攻的同时，西藏首席噶伦康济鼐的助手，噶伦颇罗鼐亦率军从拉萨出发，经过藏北到达青海南部地区，收服了玉树、纳雪、霍尔四部、穷布三部（昌都三十九族）诸地共二万余户；约同时，周瑛率兵招抚了德格土司及霍尔诸部，经藏北三十九族捷道前进，合康济鼐藏军夹击罗卜藏丹津的军队，大胜。 雍正五年（１７２７）六月，西藏贝子阿尔布巴等作乱，杀害了“总理西藏事务”的另一贝子康济鼐，颇罗鼐等迅即驰报中央，并组织反击，是为“卫藏战争”。清廷闻报，先后遣内阁大学士僧格、副都统玛拉等驰藏处理。 次年（１７２８）四月，以散佚大臣品极銮仪使周瑛为正帅，化林协副将杨大立、夔州协副将张翌，并游击各四员，领四川兵千余，由霍尔甘孜一路进发；以云南鹤丽镇总兵南天祥，剑州协副将姚起龙，广罗协副将冯銮及游击各三员，领云南兵３０００名，出阿墩子，西渡澜沧江，直赴昌都；此外，又有查郎阿等统领满汉官兵８４００余人，由西宁南下，三路并进。及至周瑛由三十九族捷道至墨竹工卡时，藏乱已平。十一月，内阁大学士僧格统领川、陕兵２０００余名，镇抚藏地；昌都驻扎滇兵１０００名，以提督张耀祖、剑川协副将姚起龙统领。 雍正十二年（１７３４）八月，驻扎昌都之滇兵，全部撤至理塘；而驻前藏之川兵１０００名，亦撤至昌都，仅留下４００名，以都司一员统领。 乾隆十五年（１７５０），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谋叛，驻藏大臣傅清、拉卜敦被杀。乾隆帝乃令四川总督策楞，提督岳钟琪等派遣四川官兵５０００人分批经昌都入藏，不久乱平。乾隆帝决定改革西藏地方的行政体制，废除了封授郡王的制度，正式组建西藏地方政府——噶厦；噶厦设噶伦四名，由四位僧俗官员担任；西藏重大任务，均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办理。 乾隆五十三年（１７８８）五月，廓尔喀（Gourkas）入侵西藏。乾隆帝征调四川兵马粮饷，经昌都等地前往讨平之。乾隆五十六年（１７９１）七月，廓尔喀复扰后藏，侵入日喀则，清军根据打箭炉、昌都等地军粮的充足，先后调动满、藏、汉、达斡尔、鄂伦春等族士兵，于次年将侵略军全部逐除出国境。此次战役中，德格、金川等地藏族兵力投入较多，而昌都等地在军粮筹集、派遣兵力上均作出了较大贡献。 乾隆五十八年（１７９３），清廷正式颁布《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》，它对昌都及整个西藏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赋役、外交、贸易等诸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，加强了清廷中央与地方、内地与西藏的关系，对安定西藏社会，巩固国防，维护祖国统一均起了重要作用。对昌都地区而言，《钦定西藏章程》的颁布也密切了本地与中央的关系，这一格局一直维持至清朝死亡。 设置文武兵员与营汛台站 进出康藏，粮秣多取给于四川，兵卒亦大致如此，因此四川入藏的沿线，清廷置有粮台，遍设塘汛，又任命文武以驻守之。乾隆帝认为，“粮运为军营首务，台站乌拉最关紧要”，表明了清廷对营汛台站的重视。乾隆十三年（１７４８），于康藏大道上，沿大路３０余里修一“尖站”，７０里筑一“宿站”，大大便利了出入康藏的交通。“至江卡、乍丫、察木多并移驻后藏各营汛台站，统归驻藏大臣总理”，而从“打箭炉出口以至西藏”之地，包括昌都地区，一律“于文职内派委州、县、丞、倅”充当粮员、委员等职；“武职内派委游击、都司、守备、千总”以及经千总更低级别的外委，“分驻办理，均三年一次更换”。 其中，昌都是康区的一大政治、军事中心，“乃川、滇、西藏三界之中最为重地”，粮务署、副总理粮务署、游击署、千总及外委汛均在昌都。其中，昌都粮员下督守备、游击，“于藏东一路来往督饬台员，速催严办，接续运解”，并“承办该处委审案件”，复督台汛城垣、兵房之修缮，职责最为重大。今存世的《丹达山神记》石碑就记述了乾隆十八年（１７５３）云南某参军运粮饷经过昌都之事。 上述各地驻守文武，在清代不同时期略有改动，如硕板多，原设都司、把总各一员，后来“将都司移驻后藏，惟驻把总，难资弹压”，于是改把总为千总，又添设驻防外委一员，等等。 此外，对三十九族地区，清廷也施行了有效的管理。 雍正九年（１７３１），划藏北及昌都一带的三十九族归驻藏大臣管理，设章京一员，约束地方。后来在三十九族又设总百户１名，百户１３名，百长３３名。 到了光绪三十年（１９０４），驻藏帮办大臣桂霖始请“移驻察木多，居中策应”，获准，以后凤全、联豫继之。 上述文武诸职，沿设百余年，至宣统元年（１９０９），驻藏大臣联豫奏准设参赞一员驻后藏及驻硕板多、三十九族等地委员各一员，“管理刑名词讼，清查赋税数目”，“振兴学务工艺，招徕商贾，经营屯垦，调查矿山盐场，皆责成委员切实筹办”，不久，联豫又奏请裁撤帮办大臣，而另设左、右参赞，分驻前、后藏，获宣统帝之允许，得以施行。 分封僧谷领主 从康熙年间起，清王朝陆续分封了一些康区的土司，如德格宣慰司，明正（今康定）、瞻对（今新龙）、绰斯甲安（今金川）、巴塘、里塘、梭磨（今巴尔康）、金川等安抚司，以及千户、百户等头人。清朝对这些大小土司、头人加强了控制，使之分属于四川总督以下各级官员的节制，每年均需承担一定的贡赋及差徭，并协助清王朝统治地方。清王朝在康区多加分封土司、头人，采取羁縻之道，目的在于通过分散地方的权力，使之相互牵制，从而强化清廷的统治。 雍正元年（１７２３），应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之奏请，将“印信执照”授予“罗隆宗之东叉木多，乍丫地方俱隶胡土克图（即呼图克图）管辖外”的“其余番众头目”，使之“与内地土司一体保障”，加强了对昌都等地土司、头人的管束。 １７５０年，清朝任命七世达赖主管卫藏政教事务，又在昌都地方建立达赖管辖区，设立了正副“营官”，又称“沙郭”，相当于内地的县长，其下设“仔仲”一人，以喇嘛充之，管理银饷；“业巴”一人，管理柴草；“碟巴”一人，管理杂务；“协傲”（或“甲本”）一人，管理治安，在昌都、杂瑜、闷空（今芒康）等地均设置了上述文武官职。 清廷为了强化在康藏的统治，还在昌都、乍丫（今察雅）、类伍齐（类乌齐）、德格（今属四川）等地，大力扶植黄教势力。康熙四十二年（１７０３），敕修崇化、淳化、持戒、静修、清净五座喇嘛寺于罗隆宗城（今洛隆县）和八宿宗，支持喇嘛寺庙的建设。 清王朝还对昌都等地的黄教首领进行了加封，授予他们以“诺门汗”、禅师等名号，颁发印信。康熙五十八年（１７１９）敕封昌都强巴林寺喇嘛首领为正呼图克图，是为帕克巴拉呼图克图（即帕巴拉呼图克图），敕赐满蒙藏三种文字合璧的“阐井黄法额尔德尼那门汗之印”；此后，又能有乍丫正呼图克图、乍丫卡撒顶副呼图克图、类伍齐呼图克图、类伍齐副呼图克图、拉里呼图克图等几个喇嘛首领受到敕封，以上呼图克图除拉里外均在昌都地区之内。 乾隆五十八年（１７９３）《钦定西藏章程》颁布后，清廷又以“金奔巴掣签”制度来认定达赖、班禅及昌都、乍丫（察雅）、类乌齐等地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，强化了对格鲁派的管理。 清廷对昌都地区僧俗领主的分封，加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的联系，而各地僧俗领主亦借机拓展势力，扩大影响。为了获得中央的世袭封爵及朝贡的厚赐，各位僧俗领主一直顺从中央的领导，并以获得中央敕封的名号、文诰、玺印及御书寺名为荣。这就强化了藏汉蒙满等民族的联系，密切了经济与文化的交流，强化了祖国西南的边防。
川藏勘界 清王朝“筹藏”的重要举措之一，就是四川省与西藏地方界线的勘定。 雍正三年（１７２５）冬，新升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奏称：“打箭炉界外之里塘、巴塘、乍丫（今察雅）、察木多（今昌都），云南之中甸，察木多外之罗隆（洛隆）宗，嚓哇（今属察隅）、坐尔刚（左贡）、桑噶吹宗（今属察隅）、衮卓（贡觉）等部落，虽非达赖喇嘛所管地方，但罗隆宗离打箭炉甚远，若归并内地，难以遥制。应将原系内地土司所属之中甸、里塘、巴塘，再沿近之得尔格特（即德格）、瓦舒霍耳地方，俱归内地”，“其罗隆宗等部落，请赏给达赖喇嘛管理”，议政王大臣等议以可，雍正帝乃遣“副都统、宗室鄂齐，学士班第，札萨克大喇嘛格勒克绰尔前往，会同提督周瑛，详细办理”。 雍正四年（１７２６），鄂齐、班第会同川、藏、滇三方官员，共同勘测了地界，决定以金沙江西的的宁静山为界，以西为达赖喇嘛的“香火地”；以东属四川；中甸属云南。并分别在宁静山头、邦木塘（巴塘）、达拉寺（达拉山）竖立了界碑。 经过川藏勘界，明确了西藏地方与川、滇二省的辖区范围，防止了川藏纠纷的发生。 此外，又“设立唐古忒（即西藏）各边界鄂博（界石）”，如果雅、江卡之间均曾设置，由于边界设立了鄂博，分定了界域，明确了各地的职责范围，又订立了缉拿章程，这就加强了对“夹坝”（抢劫）发生的预防，促进了昌都地区社会的稳定。值得一提的是与勘界密切相关的西藏地形的测绘。道光二十五年（１８４５），姚莹来到察雅县，以目测而作《乍雅图》，上北下南，两面对拆，至今仍有一定参考意义。光绪十八年（１８９２）入藏的粮员嵇志文在亚东、三岩等地活动多年，绘有《全藏全图》，光绪二十二年（１８９６），驻藏大臣奎焕“据前后藏、察木多（昌都）、拉里、靖西各粮员、游击、都司等先后造具清册，绘图贴说”而制成“前后藏察木多拉里靖西程站图”，送呈兵部；进入二十世纪后则类似的地图更多，如光绪三十二（１９０６）年四月经康藏道到拉萨的张其勤，著有《炉藏道里最新考》，“尤为前人所未备”。
平息波密事件 波密，位于昌都南部，处于昌都与工布之间的密林山间。波密，又称“博窝”、“博夷”、“娘波”、“波窝”等，波密人自称是吐蕃始祖的后裔，其部落由首领土王或“波密王子”世袭统治。康熙五十九年（１７２０）封阿尔布巴为贝子，划波密归工布管辖，又设十二处分治的营官，即噶郎、藏达、喀打、根咱、金竹、仁进、汤墨、冬九、彝贡、滴洞、喀拉、洋中。在清代中期以前，西藏地方政府对这里的统治较为松散。 嘉庆十六年（１８１１），“该生番有侵占商属草场之事”，成为十年后波密事件的起因之一。道光元年（１８２１），“该处头人宜玛结布故后，未遗亲丁，属下小头人扎木、旺鲁二人各占地土，致起衅端，连年争竞，互有杀伤”；道光十二年（１８３２）秋，噶厦商量派遣卓泥尔（即侍从官）罗桑坚赞前往波密查办，但“博窝野番”不仅不服从，“竟将卓泥尔罗桑坚赞并边坝番官杀毙，以致属下顽夷藉势在硕板多、边坝所属地方抢掠牛马、粮食，骚扰番民”，由于边坝、硕板多地方“系进藏通衢，为往来文报必由之路”，故波密事件的发生，严重阻碍了康藏线上塘讯文书、商旅的往来，造成了地区形势的紧张。 １８２１至１８３８年，清王朝及西藏地方政权先后派遣多批军队，在驻藏大臣文蔚、办事大臣庆禄、关圣保、摄政策垫夺结、噶伦敦珠多尔济的指挥及率领下，奋勇作战，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。在事件发生的当年末，事态曾告平息，后又有数次反复。道光十六年（１８３６），“札布、汪鲁带领全夷人投归商上”，于是“准其于曲木多寺设立四品番目营官一员；宿凹宗、聂沃、有茹寺三处，各设六品番目一员；宿木果寺、普泷寺、汤堆批三处，各设立七品番目一员”；道光十八年（１８３８），“博窝生番”“捆献贼酋”，“设罪投诚，并将所抢粮食等物赔偿，嗣后永远不敢滋事”，表示降顺。西藏地方政府乃设立出牧、纳差等章程，将波密地区纳入了直接统治。至于出力立功的达赖师傅“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”及“乍丫大呼图克图图布丹济墨吹济加木参”、商卓特巴萨尔冲巴以及其他僧俗官员均受到了奖励。 光绪二十六年（１９００）夏，钦差驻藏大臣裕钢又因“督办善后，派员到博窝”；至宣统二年（１９０１），白马策翁土王桀骜不驯，抗拒官军，经驻藏大臣联豫将军、赵尔丰部将观全率军驱剿，平之，于基地设波密、冬九二县，此时已届清亡前夕矣。
调解地区纠纷 调解地区纠纷，是清王朝在昌都施政的重要内容。 道光十五年（１８３５），察雅正、副呼图克图因不睦而渐生隙衅；道光二十一年（１８４１），纠纷扩大化，双方发生了械斗，“欲图打仗”，造成了乍丫一带康藏大道的阻梗。 驻藏大臣孟保乃令昌都守备谢国泰、粮务王椿源设法开导，未能奏效，后来经四川总督廉敬、噶伦汪曲结布及江达、作岗等处营官的劝解，终使“乍丫大小喇嘛震慑天威，退还侵占地方，情愿当差，出具永不翻悔甘结”，于是“地方平静，驿路疏通”，而有关立功的藏汉官员均受到了奖励。 咸丰元年（１８５１），门隅达旺寺的理事僧人“因钱债小愤，纠约多人，互相争斗”，以致有人逃向印度，与外国势力相勾结，后为汉藏政府劝解。 咸丰（１８５１～１８６１）初期，察雅正、副呼图克图又重起前衅，而为劝解；此外，“类乌齐之大、二呼图克图，亦以争权而不睦”，为帕克巴拉呼图克图及驻藏官员所劝解。 光绪十四年（１８８８），“乍丫、察木多西部构衅一案”，亦由帕克巴拉呼图克图、驻藏帮办大臣升泰等调解，获得圆满解决。 光绪二十七年（１９０１），“西藏三十九族所属噶鲁、纳鲁两族”，因为争夺斯康官寨、纳青买地方、纳堆磋喀巴地方而“仇斗杀伤”，驻藏大臣裕钢闻报，即刻“派员驰往办理”，妥善地调解了纠纷。
赈济救灾 一旦昌都等地出现了灾难，清王朝往往会予以赈济，这在客观上部分地缓解了灾难造成的影响。 雍正十一年（１７３３）三月，谕令四川总督黄廷桂及昌都委员会同各土司，对“里塘、巴塘、乍丫（察雅）、叉木多（昌都）四部宣抚司”及“黎乌齐（今类乌齐）、罗隆宗（今洛隆）、说板多（今属洛隆）、冰坝（今边坝）四番部”的“番民内有生计艰难者”，“查明动努常恤”。 乾隆元年（１７３６）十月，“乍丫、察木多所属地方被旱歉收，分别常恤安抚”；七年（１７４２）十月，又采纳四川巡抚硕色奏：赏赐“乍丫所属地方番民共一百八十六户”，系因“所种青稞俱被雪霜打坏”之故。 三十九族地区自雍正九年划归驻藏大臣管辖后，每年每百户贡马一匹，折银八两；每户摊征八分，并交驻扎章京，贮库造册呈报。由于三十九族地处藏北，常遭雪灾，故对此“贡马银”常予豁免。如乾隆六十年（１７９５）五月甲寅，“豁除西藏三十九族番民每年贡马银三百九十一两有奇”。 进剿三岩 三岩，清代汉文史籍有“萨安”、“三暗”、“三崖”、“三艾”、“三芟”之称，今属贡觉县。三岩地区，东濒金沙江，与德格、白玉毗邻；西望宁静山，与江达、察雅、芒康相接，“境壤延袤，南北五百余里，东西三百余里，群番散布，不下一千数百户，其间素行伙劫，不过十之一二，余尚安分”，民风虽然强悍，却无反叛之举，故中央与地方政府均未在三岩驻军。 乾隆三十五年（１７７０），“萨安贼匪，屡放夹坝，竟于驻藏大臣常在住宿之地，劫掠巴塘副土司特玛骡马”，引起了中央政府的 乾隆帝谕令“务将首伙各犯全行拿获，从重办理”，奉此命令，成都将军特成额、总兵成德率领汉满蒙族军队、噶厦噶伦公班第达、后藏代本将结·札什彭措率领藏军，以及察木多（今昌都）、乍丫、德格各地民兵均从各自地区赶向三岩，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 特成额率部抵巴塘之后，“查看形势”，“令土司分守隘口”，公班第达率藏兵三百前往江卡（今芒康），由于“三岩匪盗等善于用兵，加之地方十分险要，一时不能剿灭，需费时日”，于是边向三岩进军，边观察三岩地方的举动。由于汉藏多方的大规模合围，三岩匪盗自知不敌，乃主动供称“在南墩地方，连茶包、人、马、驮牛都被江卡营官拿去，写信告求退还不听，因想抢江卡营官之物报仇，不料错抢了达赖喇嘛茶包、马匹”，并且“三暗巴贼匪安错情愿献出从前所抢人马，嗣后断不敢抢夺”，特成额不接受。 特成额和公班第达迅即采取军事行动。于是，副将鄂辉、总兵成德、江卡游击袁国璜从西北、西南两方出击，公班第达则派遣米嘉台吉率兵由南进攻，很快攻破安错的寨堡，将首伙各犯正法。 乾隆四十五年（１７８０）七月，乾隆帝闻知三岩讨平，谕令，“三暗巴素不安分，是以遣派官兵严办。如平定后，仍可照常办理，但达赖喇嘛及驻藏大臣皆与彼处隔远，势难管束”，因此“急派绿营官兵驻三暗巴就近要隘，将彼处番民严加约束”；又谕令“至三暗巴地方，即有此次抢劫之事，今经官兵剿捕完结，自应派驻绿营官兵，如现在金川等处安设流官之例，稽查弹压，益令德尔格忒（德格）土司，酌派大头人，协同管束。其三暗巴番人，只可听其仍留小头人零星分管地方，毋许复有大头人在彼管理事务，方为妥善”。 九月，乾隆帝下令“将三暗巴地方每年应交达赖喇嘛商上银两，令设立之绿营官员照往例征收，再转交给达赖喇嘛”。丹津班珠尔《噶锡世家纪实》纪载：“三岩地区各村落头人保证今后不再为匪抢劫”，“不久，内地官兵均已陆续撤回”。 乾隆中叶的“进剿三岩”，是清代西藏历史上的重大军事行动，通过军事行动，保证了康藏大道的畅通，减少了抢劫的发生，对昌都社会的稳定起了一定作用。 清王朝在昌都地区的上述措施，不仅巩固了祖国的西南边防，安定了昌都的社会秩序，而且加强了汉藏满蒙回等各民族之间的联系，密切了相互的经济文化交流，增强了民族团结。至于清王朝的歧视、镇压等政策，也是历史上曾有过的，但这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。 赞赏 人赞赏 |
